感性的力量：从年味说起 ——读吴晓波 《跌荡(2)

才与德张元济是光绪年间的进士，曾任刑部主事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，后来创办了商务印书馆。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第一套新版教科书。他一生专注于出版事业，多次谢绝出仕为官。他关心每一个新技术的应用，也非常重视人才的发现与提携。茅盾 （原名沈雁冰）20多岁时曾在他那里做过实习生，由于发现了新版 《辞源》中的一些错误，而被他破格任用为 《小说月报》的主编。很多后生晚辈称其为“恩公张元济”。选人用人之道，讲求德才兼备，以德为先。“德者，得也。常得而无丧，利而无害，故以德为名焉。”徳是一种方向，这样才能多才而无害。在他生活最窘迫的时候，张元济宁可卖字为生，也绝不与汪伪政府合作。新中国成立，张元济受邀参加了开国大典，亲历了清朝末年以来的历史变迁。在 《跌荡一百年》中，吴晓波曾经举过另一个例子，从孔宋 （孔祥熙、宋子文）等人身上，人们似乎可以得出另一种观感：一个拥有绝对公权力却怀藏私心的名牌大学经济学博士，对于一国的经济来说，也许是最大的祸害。抗战开始以后，四大家族利用当时的特殊情况，大发国难财，官僚资本迅速膨胀，很快便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了垄断地位。 《中国四大家族》一文中称四大家族借抗战之名聚敛民财，获得了多达200亿美元的财富。

《流浪地球》这两天比较火，看完了，感觉确有火的理由，它展示了大国自信——对我们未来家园的主导。以前地球被拯救过很多次，但多是金发碧眼的“大块头”。地球是我们共有的家园，回到家的中心，这是我们该有的感觉。

郭峰北京理工大学管理学博士后、教授、硕士生导师，中国石化、北汽福田、北京燃气、广西柳工等企业特聘专家。长期以来致力于职业教育、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的研究，在《光明日报》等各类报刊发表文章50余篇，出版专著3本，参与国家级研究吭率枪氏缑鳌＠肟蚁缭骄茫杂诩蚁绲乃寄畋阍绞巧钋小；丶遥辏还辏丶遥馐且恢盅罢业姆绞剑彩且恢只毓榈姆绞健Ｎ蘼劬萌绾畏⒄梗绞降母谋湮蘼廴绾我膊换岣谋淝О倌昀簇ü挪槐涞亩鳌Ｕ庵执泄叵档轿幕补叵档窖觥Ｎ颐浅Ｋ担缘氖俏幕┑氖瞧肺丁！暗荡巍币淮式驳母嗟氖窍阎形颐悄谛牡母惺堋Ｗ魑桓銎笠导也荒埽膊挥Ω煤鍪邮谐≈械母行浴＞醚е幸豢季徒驳健熬萌恕奔偕瑁衔谐≈械娜硕际抢硇缘模质抵泻芏嗍焙颍耸歉行缘模弥幸踩绱恕Ｅㄅǖ摹澳晡丁薄靶∈焙颍绯钍且幻缎⌒〉挠势保以谡馔罚盖自谀峭贰！痹炊劣喙庵械氖晾醋苁锹你扳辏谋恕Ｔ诟咚偬匪耐ò舜锏慕裉欤本嗬氩辉俪晌嗬耄乙廊凰寄钭盼业墓氏纾骸肮氏绲母瑁且恢逶兜牡眩茉谟性铝恋耐砩舷炱稹９氏绲拿婷踩词且恢帜：拟赉路鹞砝锏模邮直鹄搿＠氡鸷螅绯钍且豢妹挥心曷值氖鳎啦焕先ァ！保ā断绯睢废饺荩┗厥淄ィ廊蝗顺庇慷拇涸耍廊恍欣钕渲凶奥恋榈榈乃寄钣肭９摇；丶沂且恢忠鞘剑嫠吣悖捍幽睦锢矗侥睦锶ァＤ晡毒褪羌业奈兜溃妹窒悖嵝涯阄飧黾乙约罢飧黾依锏娜俗鲂┦裁础Ｏ缜子肭浊槭且恢执校恢衷缬谑谐∪从质笨谈谋渥攀谐〉拇嬖凇６嗌倌昀矗嗣且恢痹凇靶〖摇庇搿按蠹摇敝洌醋拧靶∥摇焙汀按笪摇薄Ｆ涫担耸紫仁恰吧缁崛恕保缓蟛趴赡苁恰熬萌恕薄Ｔ谀昊跏谐∩希焐芗し⑷嗣敲篮玫你裤剑行猿嚼硇裕庥Ω檬且桓龊芎玫睦ぁ８行浴牧榈闹У愣凉檬返娜硕贾溃?905年，简照南、简玉阶两兄弟在香港创办了南洋兄弟烟草。十几年下来，在英美烟草的打压下，走得很是辛苦。尽管从后来的发展看，简照南的一些做法似乎更符合市场规则，如与英美烟草接洽合并等，这些似乎也是避免兄弟烟草走向覆灭的唯一方法。但在当时，这些做法在家族内普遍遭到反对。简照阶认为，即使这一交易从长远来看是有利可图的，但它也是不道德的。“违背爱国原则”成为一条他们不能逾越的准则。兄弟烟草在简照南去世后，不久就趋于消亡。在一个企业发展的关键时期，经营者能够“以义节利”，确也是一种感性的表现。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，也很是典型。被称为“中国敦刻尔克撤退”的宜昌大撤退（早于1940年的敦刻尔克撤退），发生在1938年武汉失守以后。大量的物资囤积在宜昌急于运往重庆。在短短的40天内 （长江枯水期前），大家同仇敌忾完成了全部人员和2/3物资的转运。当时，承担主要运输任务的是一家叫民生公司的私营企业。用这家公司老总卢作孚的话说，“我们要以事业报效国家，我们要以身尽瘁事业。我们虽然不能到前方去执干戈以卫社稷，拿起武器打敌人，当就本身职责，要努力去做一员战士，以增强抗战力量。” （《跌荡一百年》吴晓波）中国宜昌大撤退的紧张程度比之英国在敦刻尔克的撤退并无二致。为此，卢作孚损失了400多万元，在做出舍与得的决策时，感性再次占据了上风。家与国小学四年级的课本中介绍过陈嘉庚的故事。他是一位孜孜以求的实业家，一位舍身为国的华侨，更是一位宁舍大厦、不舍厦大的热心教育人士。在其经济最困难的时候，他曾做出“出卖大厦、接济厦大”的决定。他在家乡曾先后创办了集美小学、中学、师范、水利、农林等学校，还开设了图书馆、体育场、科学馆、医院等，建成了远近闻名的“集美学村”。黄炎培先生曾感叹：“发了财的人，而肯全拿出来的，只有陈先生。”其实，在陈先生之前，投身教育的实业家已有好几位。出身状元的张謇，希望通过“父教育、母实业”的方式，将家乡南通建成一座模范城市。为此，他先后建成了南通师范、博物苑、更俗剧场、俱乐部、女工传习所等。他的生活十分节俭，每餐一荤、一素、一汤，没有特别客人，不杀鸡鸭。他觉得：“天之生人也，与草木无异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，与草木同生，却不与草木同腐。故踊跃从公者，做一分便是一分，做一寸便是一寸。”前文提到的民生公司卢作孚也是一位热心教育的实业家。自1927年，他先后在家乡——重庆的北碚建起了学校、医院、科学院和植物园，“昔称野蛮之地，今变文化之乡”，成了继南通之后的又一个“全国模范之地”。他希望在这一模范之地能有“美丽的花园，简单而艺术的家具，有小学，有医院，有运动场，有电影院和戏院，有图书馆和博物馆，有极周到的消费品的供给，有极良好的公共秩序和公共习惯。” （《建设中国的困难以及必循的道路》卢作孚）他那被称为家的6间改修过的农民小屋里，围着破旧桌子的是一些坡脚的旧式木椅，餐桌上是几只普通的碗和竹筷。这与他创立的实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也照出了一个中国企业家的高远境界。 （《跌荡一百年》吴晓波）。才与德张元济是光绪年间的进士，曾任刑部主事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，后来创办了商务印书馆。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第一套新版教科书。他一生专注于出版事业，多次谢绝出仕为官。他关心每一个新技术的应用，也非常重视人才的发现与提携。茅盾 （原名沈雁冰）20多岁时曾在他那里做过实习生，由于发现了新版 《辞源》中的一些错误，而被他破格任用为 《小说月报》的主编。很多后生晚辈称其为“恩公张元济”。选人用人之道，讲求德才兼备，以德为先。“德者，得也。常得而无丧，利而无害，故以德为名焉。”徳是一种方向，这样才能多才而无害。在他生活最窘迫的时候，张元济宁可卖字为生，也绝不与汪伪政府合作。新中国成立，张元济受邀参加了开国大典，亲历了清朝末年以来的历史变迁。在 《跌荡一百年》中，吴晓波曾经举过另一个例子，从孔宋 （孔祥熙、宋子文）等人身上，人们似乎可以得出另一种观感：一个拥有绝对公权力却怀藏私心的名牌大学经济学博士，对于一国的经济来说，也许是最大的祸害。抗战开始以后，四大家族利用当时的特殊情况，大发国难财，官僚资本迅速膨胀，很快便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了垄断地位。 《中国四大家族》一文中称四大家族借抗战之名聚敛民财，获得了多达200亿美元的财富。《流浪地球》这两天比较火，看完了，感觉确有火的理由，它展示了大国自信——对我们未来家园的主导。以前地球被拯救过很多次，但多是金发碧眼的“大块头”。地球是我们共有的家园，回到家的中心，这是我们该有的感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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